皇马娱乐-钱取不出来广东省畜牧兽医学会是由广东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全省性社会团体，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联系畜牧兽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我省畜牧兽医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现任理事长是廖明同志。

　　由于搭便车和低效率问题的存在，没人愿意提供被人们免费使用的物品。市场因而被认为不会生产这种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政府介入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的生产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政府需要向市场提供那些市场机制本身不能、也不应该提供的独特产品——公共物品，以此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一般情况下，公共物品由政府免费提供，但事实上，许多公共产品的供给都是由政府计划来决定的。

　　目前，中国每年生产肉蛋奶1.5亿多吨，产生畜禽粪污约38亿吨，仍有40%未有效处理和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利用水平不高，不能普遍做到有利可图，因此养殖场、农户及市场缺乏积极性，完全交给市场运作，市场就会失灵。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的设施设备及其利用，就是一种准公共产品。

　　就目前来看，市场化手段难以解决畜禽粪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但畜禽粪排放量巨大，成为农业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

　　《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畜禽养殖业排放的化学需氧量达到1268.26万吨，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96%；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38%和56%，畜禽粪污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全国有24个省份畜禽养殖场（户）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到本省农业源排放总量的90%以上。可见治污任务之艰巨。

　　中投证券分析师李凡认为，产业结构的改变也导致畜禽粪肥难还田。畜禽的饲料大多来自田地，而如今排放量巨大的畜禽粪便却难还田。过去，农民既种地又养猪，种养结合很紧密。随着规模养殖发展，传统散养户逐步退出，养殖与种植分成两类主体，养猪的不种地，种地的不养猪，隔绝了粪便还田的通道。种养主体分离，畜禽粪肥无处“还”。同时，与化肥相比，有机肥施用成本高、见效慢，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又带走了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有机肥特别是液态有机肥既脏又臭，农民使用有机肥的积极性着实不高。劳神费力，农民不愿“还”。

　　另外，投资端和销售端压力重重，“变废为宝”不被市场接受。当前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技术主要包含能源化技术、肥料化利用和工业化处理三类，具体技术有致密成型燃料、沼气化技术、好氧发酵堆肥等等，而这些“变废为宝”技术的推广使用却困难重重。以当前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的沼气工程为例，在投资端，铺设沼气管网投资大，安全风险高，而沼气工程单体发电量却很小、并且主体分散、稳定性差，养殖企业往往不愿发展。在销售端，由于粪污能源化利用产生的气、电成本较高，与天然气、大电网相比缺乏竞争力，销售困难。

　　李凡认为，缺乏动力，效率低下，政府职能缺位也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由于养殖业没税收、“富民不富县”，加上畜禽养殖粪污处理难，一些地方不合理设定养殖限量，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不鼓励、不支持，导致许多沼气工程闲置。宏观上，我国尚未形成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生物天然气、有机肥等产品生产和使用缺乏扶持措施，制约了相关技术的发展。微观上，由于没有税收缺乏动力导致部分政府机构效率低下，一些生物天然气企业拿不到特许经营资质，难以进入城镇正常销售经营。

　　2015年10月，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在全国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暨粪污综合利用现场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畜产品总量稳定增长，规模养殖比重持续提高，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综合生产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解决畜禽粪污处理问题，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

　　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这是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上第一个与门针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利用出台的指导性文件。

　　民生证券分析师陶贻功称，随着畜牧业规模化生产逐步普及，设施装备条件持续改善，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条件逐渐成熟。以生猪养殖为例，2007年～2014年，全国生猪饲养户数由8235万户降至4954万户，但提供的猪肉产量由4288万吨提升至5671万吨，平均每户猪肉产量实现了翻倍增长，规模化趋势明显，粪污处理配套设施装备的普及成为可能。

　　此外，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首次作为一项制度提出，应看好中长期推动效果。其中，我国畜牧业小规模养殖户占比仍然较大，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有潜在空间。

　　陶贻功表示，从生猪养殖规模分布来看，1头～49头的小规模养殖户数占比保持未定下降的趋势，但仍然占据了较大部分。小规模养殖场由于量小利薄，往往难以负荷安装并运行粪污处理设施装备。同时，目前国内对于小规模养殖户的管理和统计还比较薄弱，监管难度大。虽然目前小规模养殖户不是国务院发布《意见》的关注重点，但其造成的环境影响不可小觑，随着资源化利用的深入展开，将来必纳入整治范围，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有潜在空间。

　　《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提出，支持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形成畜禽粪污处理全产业链，要求到2020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

　　PPP模式（即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合作），20世纪90年代在欧洲流行起来，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就引入了PPP模式。截至目前，尤以国家发改委为代表主导PPP项目案例为主，涉及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涵盖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BTO（建设-移交-运营）、TOT（转让-经营-转让模式）、BOO（建设-拥有-经营）等多种操作模式。

　　PPP融资模式的特征一般体现在：首先，政府针对具体项目特许新建一家项目公司，并对其提供扶持措施；然后，项目公司负责进行项目的融资和建设，融资来源包括项目资本金和贷款；项目建成后，由政府特许企业进行项目的开发和运营，而贷款人除了可以获得项目经营的直接收益外，还可获得通过政府扶持所转化的效益。

　　在湖北仙桃市三伏潭，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36家，年出栏生猪2.6万头、存栏蛋鸡32万只，每年产生畜禽干粪、粪水各2万吨。为了解决养殖粪水处理难的问题，当地探索出了粪污综合利用PPP模式。

　　仙桃市畜牧兽医局局长杨爱君告诉记者，三伏潭镇政府投资490万元建设了粪污集中发酵处理池、水肥一体化过滤池、吸污车、移动喷灌车、田间输送管道、中转池及其他田间工程等。这些设施设备，全部由政府出资建设和配套，并交给镇华新蔬菜专业合作社使用。对于养殖业主而言，36家规模养殖场建设干粪存储池、三级沉淀池及粪水存储池等。华新蔬菜专业合作社则定期上门，用吸污车收集养殖户的粪水。

　　政府出资建设粪水处理和运行系统，养殖业主出钱为粪水处理买单，合作社出力负责粪水处理和还田利用。杨爱君称，每年可收集处理畜禽养殖粪污2万吨，可全面解决全镇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水处理难、利用难的问题。同时，种植蔬菜每亩节约肥料200元，每亩提高单产与价格增收500元，每年为合作社增收420万元，取得了明显的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四川，2014年首先在西充、蒲江、遂宁大安区启动PPP模式推进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试点——探索以政府农业主管部门作为项目发起人，以沼渣沼液等畜禽粪污综合利用产品经销权为基础，以政府采购依法公开选择合作伙伴，以财政补贴为主要投资方式，以沼肥异地还田利用为主要形式的畜禽粪污肥料化利用PPP模式。

　　现阶段，我国国家层面畜禽废弃物处理PPP模式已经起步。2016年起，农业部开始选择典型区域，开展试点示范，探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新机制新模式。2017年7月28日，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共同组织筛选了农业领域首批PPP试点项目，其中就包括了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由于对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无法盈利，同时对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导致其具备很强的外部性，使得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而准公共产品符合开展PPP模式的条件。2016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相继开展推广有机肥补贴政策。李凡认为，这意味着沼气工程企业成本高企、经营难以为继的难题有望得到改善，同时可行性缺口补助势必成为未来该领域PPP模式推广的主要政府付费模式。

　　PPP模式的引入将为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带来三大益处：一是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将提升农业污染治理的整体效率，改变以往政府单一主体所导致的缺乏动力、效率低下的问题；二是如果政府能够发挥好财政投入带来的撬动效应，畜禽养殖废弃物利用项目投资需求大、融资难的问题将得到改善；三是资源的再利用和环境治理将带来极强的外部性，由于许多农村地区电力天然气等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将满足一部分农村用电用气需求，同时污染的治理将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土壤肥力的增加也将增添农民收入。

　　李凡表示，与一般PPP模式推广不同，此次国务院鼓励采取PPP模式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仅仅是农业基础建设领域市场化改革进程的重要一步，PPP模式还肩负着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使命。为了保障PPP项目的未来收益，国务院文件要求“鼓励建立受益者付费机制”，对于环境污染成本的考量将推进农业现代化。

　　据记者了解，在畜禽废弃物处理上，目前无害化处理厂按照“私人经营、政府补贴”的模式运作，具体模式各有不同。PPP模式的推进中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据农业部此前在河北进行的“百乡万户”调查中发现，当地畜禽无害化处理厂的运行情况不乐观。滦南县无害化处理厂完全由个人投资，抚宁县则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投资。在成本收益上，河北滦南县无害化处理厂主要靠补贴维持运转，抚宁县无害化处理厂则完全靠补贴运转。这是目前我国无害化处理厂运营情况的一个缩影。

　　河北诚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坦言，目前公司无害化设备推广项目进展缓慢，很多项目已运行两年以上，但地方财政仍未进行补贴，因为地方财力不足、补贴手续繁杂、补贴周期长等问题，使得企业压力很大，积极性受了打击。

　　在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问题上，湖北也主动总结出了三大问题：认识上存在偏差、种养循环不畅，以及政策引导不够。这是目前我国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的共性问题。

　　认识存在偏差具体表现在：一是部分地方领导没有认识到畜禽粪便的资源属性，而导致方法上的一关了之，既增大了工作难度，又达不到保生态和保供给辩证统一的良好效果。二是养殖户环保意识淡薄。部分养殖户只片面注重自身利益的追求，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不愿投入，对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缺乏积极性。

　　种养循环不畅的问题：一是畜禽规模养殖与种植业分散经营矛盾突出，对接不对称。二是粪污利用的人工成本和运输成本阻碍了利用进程。三是养殖场粪污、沼液到种植基地“最后一公里”的输送、储存设施设备缺乏，渠道不畅。

　　政策引导不够则体现在畜禽规模养殖污染历史欠账太多，政府、社会、企业三方投入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近年来，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将原有的畜牧业发展资金全部用于粪污治理工作，但总共只有4000多万元，杯水车薪。

　　面对诸多考验，PPP作为一种创新的模式，在我国畜禽废弃物处理上的推进是否能一帆风顺，还需要时间的检验。